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昆曲”占领着北京的戏曲舞台。后来昆曲被封建统治者召进了宫廷，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口味，昆曲不断地加工、修改，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民间特色，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于是它在民间的地位就渐渐衰落下来。此时，由“弋阳腔”逐渐丰富、衍变而来的“京调”开始风行。

　　“弋阳腔”也叫“高腔”，诞生于江西弋阳一带，长期在民间流传，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在流动演出中，不断地从各地戏曲中吸收营养、掘取精华。明末清初，“弋阳腔”流传到北京后，与北京的语言相结合，逐渐丰富、衍变，就形成了“京腔”。

　　逐渐，“京腔”在北京称盛，盖过了“昆曲”的风头。“京腔”演员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而不少“昆曲”演员也改演“京腔”戏。这一时期，“京腔”也着实辉煌了一段时日。

　　清朝庚戌年（公元一七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乾隆皇帝的八旬“万寿”。全国各省有名的戏班，都被召进北京演戏庆寿。首先，“安庆徽”戏班的名旦高郎亭应命率“三庆班”入京祝寿，随后，“四喜”、“春台”、“和春”也接踵而来。这是徽戏第一次登上北京的戏曲舞台。当时，被统称为“四大徽班”。

　　“四大徽班”为乾隆皇帝的八旬“万寿”的庆典演出结束后，没有南返，留在了北京。从当年的十月中旬起，他们就转入民间戏曲舞台献艺了。

　　“徽戏”起源于安徽省安庆市一带，所以，又被称为“安庆徽”。它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戏，声腔以〔二黄调〕为主，以〔昆腔〕、〔徽调〕、〔吹腔〕、〔四平调〕为辅，十分丰富。“徽戏”的剧目题材广泛、情节动人，戏曲语言通俗易懂，在民间演出很受广大群众欢迎。

　　“四大徽班”能同时走红于北京，原因在于，他们虽然同是“徽戏”，却各具特色。“三庆班”擅长演有头有尾的整本大套的戏；“四喜班”擅长演以“昆腔”见长的剧目；“春台班”的演员以青少年为主，观众长久看中老年的戏，乍看童伶戏，顿觉耳目一新；“和春班”的演员大多精于翻扑跌打，擅长武戏，而当时北京戏曲舞台上武打场面很少，自然感到新奇瞩目。
　
　　“徽”、“汉”两个剧种合作演出近三十年，相互借鉴、不断改进，再加上受北京语言的影响，声腔逐渐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时人们把这种发生变化后的唱腔称之为“京调”。

　　“徽戏班”的挑梁演员程长庚和“汉戏班”的著名演员余三胜，为了生计，北上至京，分别加入了当时在北京的“三庆班”和“春台班”。北京唱念俱佳的“票友”张二奎“下海”后，从“和春班”，又加入了“四喜班”。他们的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凭借自己精湛的唱念功力和渊博的艺术才能，在“京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种地方戏曲“声腔”、“表演”之精华，融会贯通，纳为己用。他们保留了“徽戏”的激昂，“汉戏”的委婉，吸取了“昆曲”的小巷，随时可以听到对“四大徽班”的赞扬之声。“徽戏”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大，北京城的大戏园几乎都被“徽戏班”占领。

　　清嘉庆、道光年间，“汉戏”也流传到北京。“汉戏”旧称“楚调”，也叫“汉调”，声腔以〔西皮〕为主，以〔二黄〕为辅。陕西梆子传入鄂西北衍变为“襄阳腔”，后又经过当地艺人的融汇，才演变为“汉戏”的〔西皮〕。湖北黄陂、黄岗的“二黄腔”经过不断改进发展，才衍变为“汉戏”的〔二黄〕。

　　“汉戏”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早期就经常同徽戏相互影响。“汉戏”进京的时候，北京的舞台上正被声势浩大的“徽戏”所占领。“汉戏”若单独成立班社，实难与“徽戏”匹敌。所以“汉戏”进京后，很自然地加入了“徽戏班”，形成了“徽”、“汉”合班的演出方式。这就为“京剧”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静穆、“乱弹”的繁茂，对“京调”进行了不间断的创造和革新，逐渐使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终于，在咸丰年间，一个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声腔的新剧种——“京剧”诞生了。从“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晋京，到京剧的诞生，大约经历了六十年左右的孕育过程。

　　京剧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它是中国戏曲艺术的精粹。它不是土生土长在北京的地方剧种，而是在“徽戏”、“汉戏”的基础上，吸收“昆曲”、“梆子”、“弋腔”和诸多地方小调的精髓，又根据北京的语言特点，加以融化、衍变而成的“国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