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又名《中国人〉，是林语堂写的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作者希望超越国家、民族与语言的隔阂，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化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1935年由美国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引轰动，被美国许多知名人士推崇备至，曾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

　　“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只做宇宙文章”，幽默诙谐的自我评价，道出了林语堂的那种善对生命，宽慈仁和的人生态度。如果说沟通中西文化是推动古老中国迈向新纪元的动力，那么上个实际的大师们都在执着的追求着他们心中的那块圣地。他们抑或激扬豪迈，抑或悲闵万千，抑或充满希冀，抑或黯淡无奈。但林语堂却以他所信奉的老庄之道，去看待一切，保持着一分乐观，一份闲适，一份豁达。他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化，幽默化的语言去诠释，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展现给西方，展现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吾国与吾民》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作者以一种整体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一位文化学者眼中的中国，其方方面面的精细描写让人重新认识一个伟大的国家。从书中的内容来看，其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美国人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同样不能避免。不过这并不能说《吾国与吾民》缺乏独特的认识价值。尽管作者是从整体来观照中国，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作者极具个人性的认识，譬如《生活的艺术》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将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予以充分的传达，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故深受西方人的欢迎。

　　在读到第十章《中日战争之我见》时，我有一种难言的忧伤。中国作家确实离不开中国现实的观照角度。这也说明谈中国问题必须正视中国之现实状况，那种无视中国现实的浪漫书写仅仅只能成为文字的炼金术，与真实的中国无关。《吾国与吾民》虽以中国文化之光明面为描写之主体，但有了第十章，那种感时忧世的心怀泊泊而出。不过《吾国与吾民》一书在中国的影响似乎甚微，这与林语堂那种“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立场有关。西方人对《吾国与吾民》大加赞赏，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过于陌生，一切都觉得有趣。但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林语堂所写的内容平平无奇，一切都是老生常谈。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此书的中文版译文甚差，许多精彩的文字译者都没有看懂。”可能有翻译上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翻译上的原因。就我个人重读《吾国与吾民》来说，确实感到书中所写的东西似曾相识，很像是有关中国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之大杂烩；最致命的是缺乏对中国人的深刻的认识，而仅仅流于表面上的书写，大多数的篇章中基本上是介绍性的文字，没有发现与惊喜。《吾国与吾民》让我们知道认识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事实上，厚厚一本的《吾国与吾民》并不比鲁迅先生的杂文更有助于我们对吾国与吾民的认识。

　　不过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吾国与吾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太大的意思。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吾国与吾民》让西方人知道何谓“中国文明”。事实上，西方一直流行着一种来自想象与真实掺杂的“中国观”。这种“中国观”认为中国是完全堕落的“另类”，是文明畸形，“中国人把一切仪式都搞得精细繁复，但又都愚蠢透顶。连他们的绘画都显得荒诞不经，物象都变了形，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更有甚者，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冥顽不化，千百年来死守着一些先代流传下来的陋俗恶习。”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健康、真实的中国形象，从这一角度来说，《吾国与吾民》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年10月3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