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既不同于西安、北京、苏州等中国传统城市，也不同于新加坡、香港等殖民地城市。在上海文化多元，五方杂处，华洋杂居，不同的建筑样式，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伦理道德，不同的民俗风情，在这里各行其是，万象杂陈。  
 
　　　　　　　　　　　　　　　　　　　　　　　　　　　　　　　　　　　　　——作者：熊月之 　　

　　其一，城市特质另类。美国墨菲、魏斐德，澳大利亚马丁在各自的著作中，都特别强调近代上海城市的特殊性。1953年，墨菲在所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认为近代上海城市的演变发展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上海是了解近代中国的钥匙。二十多年后，到1970年代，墨菲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综合考察、分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许多殖民地城市的活动方式，包括加尔各答、巴达维亚、卡拉齐、孟买、新加坡、香港，认为殖民主义者在各地活动目的、方式差不多，但由于各地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对西方的回应很不一样，可分中国、日本、印度和南亚等不同类型。他认为，西方在中国的影响，无论是经济、制度、文化，还是意识形态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与印度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西方的回应，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上海并非了解中国的恰当钥匙。作为西方渗透的桥头堡，加尔各答和孟买改变了印度，但上海并没有改变中国。魏斐德在《上海警察》、《上海歹土》，马丁在《上海青帮》中，都特别论述了近代上海由于一市三治，使得社会治安、司法制度与中国其他城市极不一样，上海城市发展影响极大。

　　其二，传统与现代连续。原在英国、现在澳大利亚的伊懋可，美国顾德曼、张琳德，日本小浜正子在各自著作、论文中，都论述了上海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连续性问题。伊懋可的系列论文《市镇与水路：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上海士绅民主（1905－1914）》与《上海市政（1905－1914）》，特别关注上海的近代与传统问题，认为近代上海士绅在社会所起的作用，与近代以前有相同和相通之处。顾德曼的《上海同乡组织》，研究了近代上海同乡团体的产生、演变、功能及其与上海社会的关系、对上海社会的影响，认为在移民占主导地位的上海，因政府控制力较弱，在社会、经济和都市文化等领域，同乡组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批评角色。在近代上海，同乡组织的功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其传统的功能继续存在，包括为移民介绍职业、办理丧葬、迁运棺材、按照原籍习俗安排节庆活动，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功能，包括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实施对受灾家乡的紧急救助、沟通移民与政府间的联系，在税收和维持地方秩序方面，有时甚至起了“半政府”的作用。张琳德的《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岸（1074－1858）》，认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各地商人已纷至上海，从事棉花、航运、贸易和各种服务。这些商人成立会馆组织，从事多种社会服务工作。会馆、公所在上海开埠以前和以后，一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作者认为，在上海开埠以后十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内在连续性的因素，远比《南京条约》带来的直接影响要大。小浜正子在《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中，从慈善机构、救火会这些机构的演变，论述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问题。

　　其三，传统与现代共存。德国叶凯蒂、美国卢汉超等，认为在近代上海，传统与近代是并存的。叶凯蒂在《晚清上海四个文人的生活方式》论文中，通过对晚清上海王韬、陈季同、曾朴和金松岑四个文人生活方式的研究，说明晚清上海是多重矛盾的组合体，是中国唯一的能够允许一个人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过渡到近代的公共场所。这个城市有力量维护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向传统挑战时，当一个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再生效时，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租界，便成了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命运和自己企图的理想地方。卢汉超在所著《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中认为，上海虽然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仍保持了许多传统的方式，不少里弄保持着传统城镇的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化并不是简单对立的，对一般老百姓而言，主要的问题是择善而从，而不在乎是否现代化，并不是唯现代化是从。

　　其四，上海人素质特别。叶文心、高家龙、顾德曼、韩起澜等许多学者，都从移民人口角度，论述了经优胜劣汰机制锤炼的上海人的特别素质。香港梁元生、法国安克强则分别研究了晚清与民国时期上海地方政府官员，认为由于上海城市特别，上海的官员也具有特别的素质。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90》认为，上海道台在近代化问题上，既是实行者又往往是消极者或反对者。一方面，作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的官员，作为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长官，上海道台比别的地方官员都更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武器和技术的先进性，对西方社会也有较多的了解，不得不努力从事江南制造局等新式企业的管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传统的地方官员，地方的稳定是他最大的心愿，那些引进先进机器而带来的中外交涉问题、失业问题、流民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都只会带来更多麻烦。上海道台的既管理近代化企业、又管理近代化城市的这种双重角色，决定了他的矛盾态度。1885年以后，当近代化问题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倡导，越来越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以后，上海道台在近代化方面否定性的角色也就不复存在了。安克强在《上海，1927－1937：精英、地方性和市政权力》中，研究了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如何在城市近代化方面做出可贵的努力。

　　几乎所有海外上海学者，从老一辈的墨菲、刘广京，到现在还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年资较深的白吉尔、魏斐德、瓦格纳，再到比较年轻的毕可思，都注意到租界对上海城市的影响，注意到上海城市发展的独特道路，上海既不同于西安、北京、苏州等中国传统城市，也不同于新加坡、香港等殖民地城市。在上海，一是杂，文化多元，五方杂处，华洋杂居，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不同区域的人，不同的建筑样式，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伦理道德，不同的民俗风情，在这里各行其是，万象杂陈。二是和，和平共处，中西“两种文明会合，但是两者中间哪一种都不占优势”（墨菲语），国内各种区域文化，哪一种都不占主导地位。三是合，近乎实验室状态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各种异质文化在这里比较平静地交汇、融合，取长补短，没有人为的造势，没有行政系统的干预，自然，真实。上述这些特点，对于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对于孕育、形成上海人的特质，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形成，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